艾滋病阴影下的大学校园，高校何以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
正午时分，清华大学学生综合服务楼内人来人往，这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11月13日，一种名为“HIV尿液匿名检测包”自动售卖机的装置被悄悄安放在了这座楼一层的楼道里。这意味着，清华学生通过简易的操作就能检测自身是否得了艾滋病。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饮料自动售货机，只是比一般的自动售货机多了一个不大的“样品回收箱”，点击触屏上的商品目录，前3页都是各种饮料和零食的名字，最后一页的目录中才出现一项“HIV快易检”，用手机支付后便能获得。路过售卖机的学生发现，14日中午12点，该商品显示“已售完”，而它仅仅安装了一天。
清华大学并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了解，首批安装了售卖机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航、中农大、北交大、北理工、北师大、北林大、国际关系学院、八维学校。北语、北外两校今年有望安装，售卖机在明年底前将覆盖海淀区内所有高校。
除了海淀区，朝阳区的中国传媒大学于去年安装了同类售卖机，厦门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近年也有同类举措。
这种检测包的市场售价298元，但在高校内只卖30元，里面包含使用说明书和尿液采样器，购买者通过自动售卖机购买之后，再把自己密封的尿样放回售卖机的投样箱里，厂家就会看到反馈，派人收回并送到官方指定专业机构检测；购买者会得到一个编码，尿样送回10天后，凭编码就能上网查询检验结果，整个过程完全匿名。
海淀区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从今年9月27日至11月5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除清华大学外的10所高校的售卖机共卖出37个检测包，其中14个送检，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未感染）。
然而，并非每个送检的人都这么幸运……
杨光（化名）：他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大三的学生，他是父母的骄傲，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还当选了学生会的部长。然而，2015年9月的一天，他被查出患有艾滋病，他的人生从此被残酷地改写了。
大三上学期，杨光通过一个同性恋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男生，在跟这个人的交往中，他被感染了艾滋病。那年暑假，杨光上吐下泻，高烧不退，被怀疑是急性肠胃炎。输液一周，症状虽然有缓解，但没好彻底。他独自去了一家服务“同志”的公益检测室做检查，结果是“两道杠”，他“当时心里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雪儿（化名）：我今年20岁，在长沙读大二。今年2月，在长沙湘雅医院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一瞬间，唯一的感觉是我完蛋了。
当医生对我说，“确诊你感染了HIV病毒。”我傻了，脑子里有个东西嗡嗡嗡地叫，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无异于是我的死亡通知单。
去年国庆，我与一个男生发生关系，对方一定知道自己患了艾滋病，想把我也拉下水。在回学校的路上，除了能想到死亡，我脑海里几乎全是空白。我害怕，我怕别人知道了会把我当怪物看，我打算瞒我父母一辈子，我隐瞒身份只为了活下去。
张怡（化名）：毕业于山西某高校，艾滋病快速检测中心的志愿者。他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一位大三学生，名叫刘森（化名）。艾滋病快速检测是用采样棒沾取牙龈的渗出液进行分析，准确性大约在90％以上，所需时间不超过20分钟。在等待检测结果时，刘森一直紧紧捏着张怡的手，而当阳性的结果呈现在两人面前的那一刻，在痛苦的哀号声中，张怡办公室内所有能被投掷的物品都被刘森砸了个稀烂。从那以后，张怡一直跟刘森保持联系，督促他吃药，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2016年春节前，刘森突然失联，他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两个月之后，在一间低矮的地下室里，张怡和警察一起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遗体，通过衣服口袋里的证件和一双张怡曾见过的皮鞋，刘森的身份才得到了证实。法医判断他是病发身亡……
“艾滋病”、“象牙塔”，两个词看似毫无瓜葛，如今却被一串串急剧攀升的数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圣洁的高校仿佛中了魔咒，挥之不去，特别是近几年，学生“染艾”人数迅速增加……
北京：2015年1月至10月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余例，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较快。近两年，北京市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为传播为主，2016年15~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艾滋病整体增幅。
上海：2015年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上年同期上升31.4%。2016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1794例，以男性为主，其中18~24岁年龄段占1/4。
广州：从2002年开始发现学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计117例，九成都是经同性的性传播感染。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涨的同时，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学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说湖南大学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湖北累计有139所学校的537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据南昌市疾控中心公布数据显示，至2016年8月底，南昌全市已有37所高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报告存活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死亡7例，近5年来，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长率为43.16%。
正如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可谓是触目惊心，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可想象。
高校本为一方净土，学习的乐土，创新的乐园，为何成为艾滋病重灾区？艾滋病又是如何入侵象牙塔的？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性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而在青年学生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已达81.6%，形势非常严峻。
以广东为例，2002年至2015年，广东累计学生艾滋病病例为630例，其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比70%；在江西南昌2011—2015年新发学生病例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83.61%；湖南省从2007—2015年累计报告536例，这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主要是男性，占90%以上，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占69.6%。
对此，吴尊友分析，大学生男男同性传播感染者上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早期对这部分人群不够重视，监测不到感染情况，二是大学生刚从高中学业压力释放出来，对男男同性性行为感到新鲜，就想“尝试一下”，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风险。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性话题及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2015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级进行摸底调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未婚同居行为。
大学生的性观念、性心理、性行为虽然趋于开放化，可是对于性病知识的缺乏及预防能力却令人担忧。西安南郊某高校22岁男研究生小东（化名）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感染艾滋病，“一直不敢也不想检查，总觉得距离我很遥远。”外表斯文的小东说，他在读研前就比较喜欢男性，“男友”都是经网络认识的，通过QQ聊天，等聊得投缘后就约会，“有四五个，长的交往几个月，短的就一次”，大家在一起不问名字，也不用安全套。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被哪位“男友”感染的，是否还有人因为自己而感染。
连年高速度增长的大学生艾滋病感染病例对于学校、对于社会、对于每个家庭都将是一场噩耗。
调查显示，互联网、书本、杂志和跟同龄朋友交流是获取性知识主要途径。其中，不少男生通过互联网、色情材料了解性知识。
传道授业的大学，却忽视了人生的“必修科目”：性安全教育。陕西某高校教师刘闻，自己也是一位艾滋感染者，他说校领导往往对性教育闻之色变、避而不谈。刘闻表示：没有人愿意谈。如果谈的话，可能社会上会认为，是不是这个学校有问题，会影响学校招生。
有些高校即使开展性教育，也仅限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陈子煌所在的公益组织曾在高校开展过讲座，但效果不甚理想。陈子煌说，那些学生都不是自己来的，是学校团委下发命令，每个班要来多少个人，来加学分的。
在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看来，高校防艾教育开展的最大阻碍，恰恰是某些高校管理者，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
如果大学防艾知识课堂持续“失语”，学生们得不到健康、正确的教育，很可能误入歧途甚至给他人带来伤害。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果，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这些被感染孩子的人生悲剧已经无法再弥补。
南昌疾控每年主要对暗娼、吸毒人员、“男男”、性病门诊、肾透析、无偿献血、青年学生进行检测。专家介绍，疾控部门主动对这些高危人群检测外，市民还可以享受免费自检，但居民自检率很不理想。比如，南昌去年艾滋病检测55万人次，除了重复检测和外地人口，南昌艾滋病自愿检测人数还不足10%。“很多人还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另外不少高危人群也抱有侥幸心理。”
正是这种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的心理作祟，艾滋病的自知率在我国也并不高。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根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的报道，美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为75%，我国估算为54%。
有些人是因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担心检测出来后根治不了却还要受歧视，找不到工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链条反应”，专家分析说。
潜在的社会歧视是影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社会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还并不了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杨光感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为了不让室友发现，杨光把药瓶藏在衣柜里，把柜子上了锁。每天晚上到点，趁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假装喝水，很快把药吃下去。“我们宿舍的关系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我绝不敢告诉他们”，杨光说，“我也不敢告诉妈妈，她是很要强的人，我怕她接受不了。”
而正在读研究生的吕洋（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确诊为艾滋病后，在宿舍吃药时不慎被室友发现，他当即被其余三位室友赶出了门外，行李和衣服都被从阳台直接扔下了楼。面对紧闭的宿舍大门，抗议无效的吕洋只得回家居住，开始走读生活。时至今日他仍然不敢向父母坦承自己的病情和性取向，“万一他们赶我出去怎么办？”
对于在高校中日益庞大的这一群体，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认为，高校一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普及和加强艾滋防控教育，另一方面，更要为这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学生们完成学业提供方便。
高校何以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这不是我们只需要思考的时候，而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以实行行动来应对的时候。要将艾滋病毒逐出校园，不能再停留在口号上，针对高校青年学生的防艾工作是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分内事，同时社会各界也应该有良知，来促进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家长，不要以为孩子考上了大学就万事大吉，放任孩子，这其实同样会害了孩子。相反，我们不但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教育，还要不断加以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安全度过青春危险期。
如果说曾经的失语已经难以弥补，那么今天严峻的现实会倒逼我们行动起来，关心、关注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孩子，还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
